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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军在赈灾一线参加心理辅导
对所有中国人来说,悲痛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。从那一刻起,我们都记住了一个原本不知名的地名:汶川。
5月19日,我急匆匆的从无锡赶回北京,因为第二天要参加市委组织部挂职干部结业典礼。去无锡机场的路上,手机铃声响起,电话那端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秘书急迫的声音传来:“谢军老师,中国红十字会将派心理救援团赶赴灾区,你能参加吗?”
“去。当然去,现在没什么比赈灾更重要。”没有犹豫,马上请假。“同意请假”、“注意安全”、“了解当地情况,看今后能为灾区做点什么”,所有的回复都传达着帮助灾区共渡难关的相同心愿。
在无锡到北京的途中,机舱里的全体人员在14点28分为地震遇难的同胞默哀。眼眶里虽然还是像过去几天那样含着泪,心里却踏实了很多,因为我知道自己马上能参与到灾区救援工作的第一线了。下了飞机,接到短信:第二天早晨乘机赴川。
回到家已是晚饭时分。家人得知我要去灾区的消息,支持的同时也不免担心。五岁多的女儿颖颖也天天关注地震的灾情,听说我要去那里帮助灾民,小丫头把她的宝贝积木箱、图画书、贴画本、漂亮裙子都搬了出来。
20日早晨,出发前特意看了四川的天气状况,各大网站头条都是“预计今明两天有6-7级余震”。亲亲女儿熟睡中的小脸,关上家门的瞬间头也不敢回。
在机场,见到高敏、邓亚萍、杨扬和委员会秘书魏薇,再加上13名专业心理学家,心理救援团首批成员18人成为了红十字会派向灾区的首支心理救援力量。
去登机口的路上,亚萍把前一天的紧张当做笑话讲给大家听。此行我们冠军委员会给灾区捐赠了十箱体育器材,是临时筹到的。东西筹备到了又没地方放,亚萍的家便充当了一把“临时仓库”。“没办法,连送货的车都是临时找朋友帮忙落实的,实在没辙了,哈哈。”亚萍一如平日的爽朗。
救援队的第一个会议就在机场的候机长廊里举行,建立了领导小组,宣布了赴灾区的纪律,整支队伍进入紧张的临战状态。高敏不知什么时候弄了一瓶矿泉水来,“我先把水准备好,不和灾区人民抢资源。”是的,当飞机降落之后,也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抵达绵阳后,我们被安排在一家外表墙体已经破损的酒店里。酒店大门最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纸:可以使用。据说这是地震后经过当地建筑安全协会检验后发放的。大厅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身穿各组织单位抗震救灾标识的人。
稍作休整,全队开了第二个会,布置了任务和活动流程。会议不长却很严肃,把接下来的注意事项和内容做了分解。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绵阳市高新区实验中学,这所中学安置着从北川、汶川等灾区转移来的灾民和学生,同时,那里还为灾区学生搭建了一所帐篷学校。
带着忐忑的心我们投入了工作。说实话,在去之前大家心里都挺没谱。一路上,大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着准备,万一这些刚刚遭受家破人亡重大伤害的人们不接受我们怎么办?万一他们封闭自己,不敞开心扉怎么办?到达目的地,善良的杨扬更是不敢下车,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,不知道怎么去安慰灾民。